柯雲路,對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文學青年而言,他是炙手租辦公室可熱的作家,但是80後一代,對他並不熟知。
  1984年,他憑藉長篇小說《新星》名震文壇,一齣道就盡顯銳氣,成為“改革文學”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李向南”幾乎是“改革派”的代名詞。緊接著問世的《夜與晝》、《衰與榮》mSATA,繼續以“改革”為主題,對官場政治描寫愈加深入。
  接下來,這個一直著力剖析當代中國社會的作家,漸漸拉開了與當下的距離。他曾回到歷史系統家具中,寫過《芙蓉國》、《蒙昧》、《犧牲》等五部關於“文革”的小說,濃墨重彩描繪那段全民悲劇。他還跳出過文學,延伸到哲學、文化、社會、歷史、心理、教育等眾多領域。
  在成名30年之後的201台南餐飲設備4年,柯雲路帶著一部全新的古代軍政小說《曹操與獻帝》,強勢回歸文學。
  在訪談中,他圍繞著十年磨一劍的新作景觀設計侃侃而談,曾經劍走偏鋒的非文學之路,柯雲路已經不太願意提及。
  《曹操與獻帝》再次展現他最擅長的政治、謀略題材上,只不過,舞臺令人驚訝地回到三國時代。一個被描寫過無數遍的歷史形象,被柯雲路寫出別樣的精彩。
  30年過去,柯雲路從一顆順應文學潮流的“新星”,變成疏離潮流的“獨行者”。文壇在變,社會在變,而擅長 “變臉”的柯雲路,唯一不變的,大概就是給讀者製造懸念。
  為曹操寫一段愛情
  記者(以下簡稱記):您今年出版了《曹操與獻帝》,同您以往的作品相比,《曹操與獻帝》讓人耳目一新,您為這樣一部歷史題材小說,做了怎樣的準備工作?
  柯雲路(以下簡稱柯):我對中國曆史和傳統文化一直有濃厚興趣,進行了大量的閱讀與研究。正是這種看來與文學無關的閱讀與研究為《曹操與獻帝》的寫作做了準備。
  另一方面,作為一個作家,我始終懷有文學的企圖,小說創作是我的主業,中國曆史中故事浩瀚,可選擇的題材很多。當我決定寫《曹操與獻帝》時,以往的積累發揮了作用。我很慶幸自己對歷史和傳統文化的研究能夠以這樣一種方式進入作品。
  記:曹操這個人物是極端有魅力並富有爭議的,您在新作中寫出了自己心目中的曹操。這個形象在您心中是如何變遷形成的呢?
  柯:中國人很少不知道曹操的,他幾乎是中國古代政治、軍事以及文韜武略、忠姦權謀的集大成者。這個形象被政治家、歷史學家、文學家、老百姓反覆演繹、傳說,家喻戶曉。應該說,對於這樣一個人們“耳熟能詳”的曹操,任何新的寫作都是一種挑戰。我從小就讀三國,之後研究歷史,對曹操這個人可以說“情有獨鐘”。
  但我寫的“這個曹操”是個怎樣的人,我只能說,任何書外的詮釋都是畫蛇添足。
  記:很多女讀者覺得您寫的曹操是女人的“夢中情人”,而白芍身上則承載了很多男人的夢想。虛構的愛情線讓人看得很過癮,為何您要加上這樣一段感情線呢?
  柯:這部作品寫軍事,寫政治,寫謀略,男性讀者的喜愛我是可以預知的。但許多女性讀者的喜愛卻是事先未料的。
  愛情與生死是永恆的文學主題,一部小說沒有愛情是不完整的。《曹操與獻帝》的愛情線並非外加的,它原本與整個故事是有機的一體。書中的鄭康成是東漢末年的大儒,弟子無數,是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史載他最終死於袁紹營中。我為鄭康成設置了外孫女白芍。白芍的父親死於與曹操相戰的亂軍之中,她聽聞過許多曹操的負面傳說,卻又對曹操的詩文極為欣賞。當她帶著“誅曹”的使命走近曹操,並以“主簿”的身份參與許多軍政大事的制定與實施時,曹操的為人處世,使白芍每每處在難於抉擇的糾結中。也只有這樣,才會演繹出精彩絕倫的故事。
  寫歷史可以不受當下語境限制
  記:這樣一部充滿政治鬥爭和智慧的作品,讓人聯想到最近很火的美劇《紙牌屋》,不知道您有沒有看過?《曹操與獻帝》的畫面感很強,節奏和劇情都十分扣人心弦,是否會考慮拍成電視劇呢?
  柯:從報上看過對《紙牌屋》介紹,還沒有來得及看。說到電視劇,我的《新星》和《龍年檔案》都曾拍攝成電視劇,並且有不錯的收視效果。已有不少朋友建議我親自改編《曹操與獻帝》,我或許會做這樣的嘗試。
  記:距離上一部長篇小說的出版已經過去了十多年,為什麼有那麼長的間隔?這期間您在做什麼?
  柯:近十年來,我陸續出版了一些心理學、文化學的著作,但我從未放棄過文學的努力,三十多年來我創作了近二十部長篇小說,發表了一千多萬字的作品。我希望自己的新作能夠有所超越,如你所說,“讓人耳目一新”。
  記:評論家白燁曾評論說,您總是能夠根據社會文化生活中的熱點和自己的興趣,找到新的題材。而您從前的小說也一直在連續全景式地記錄當代中國社會的變遷。《曹操與獻帝》這部新作卻聚焦古代,為何有這樣的選擇呢?
  柯:一個作家選擇何種題材有多種原因,“一直在連續全景式地記錄當代中國社會的變遷”,並非有意為之。中國近幾十年的變化可謂翻天覆地,凝縮了有些國家上百年的路,其中文學素材數不勝數。上世紀八十年代,我的《新星》曾引起很大反響,但寫作本身是寂寞的,《新星》1982年動筆,1984年出版,到電視劇播出時已經是1986年了,我在寫作之初不可能預料到四年之後的事情,也許作品只是暗合了當時的某種潮流,包括人們期盼改革的願望。
  現在寫《曹操與獻帝》也只是我個人的一種選擇,我喜歡這個故事,我能夠駕馭和把握這樣的題材。我在書中有一段話:“史家大多認為,曹操在東漢末年的動亂中奠定了中國隨後被晉朝統一的基礎。其實,更確切地說,是曹操與漢獻帝一同奠定了中國再次統一的基礎。兩人二十多年的共事,形成了一種別樣的平衡體制。”我希望重新解讀這段歷史,重新解讀曹操與漢獻帝的關係,他們的關係中有著權力本身的諸多奧妙,他們的關係也承載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力量。
  寫歷史,寫歷史中的人物,無疑可以不受當下語境的限制,能更加淋漓盡致地自由表達。
  現在的“道歉”遠談不上深刻
  記:回顧您的創作歷程,您覺得自己的創作與當時的文壇有怎樣的關係?例如《新星》《夜與晝》為代表的改革開放小說和上世紀80年代的文壇,以《芙蓉國》《蒙昧》為代表的“文革”小說和21世紀初的文壇。現在,您的新作闊別多年登場,您覺得它和當下文壇有距離嗎?是否還是您熟悉的環境?
  柯:一個作家的寫作,無疑會受其生活年代的影響和浸染。在我早期的創作中,更貼近當時的社會,文學探索也會感染當時的文學潮流。但到本世紀初,我的寫作就和文壇的潮流比較疏離了。我連續寫出五部“文革”小說,包括一部研究“文革”的專著《極端十年》,這些作品反映了我對歷史與現實的思考,可以說是一種更“獨立”的寫作。
  記:當下,“文革”再次引起人們的關註和討論,尤其是當年的紅衛兵陸續出來為自己的行為道歉,引起熱議。這和您的小說《那個夏天你幹了什麼?》中的情節有某種神似。您如何看待他們的道歉行為?
  柯:我一直認為,在中國近當代史中有兩個重要階段,一個是“文革”,一個是改革開放。今天中國社會的所有變化都與這兩個階段有關。
  我用大量的精力研究和寫作“文革”是因為,我認為中華民族的發展,離不開對“文革”的反思。從整個社會的角度說,我們至今對“文革”的研究和反思是很不夠的。我註意到陳小魯、宋彬彬等人的道歉,包括其他一些人的道歉。我對這類道歉持正面評價。道歉總比不道歉要好,更比堅持錯誤好。從客觀上說,他們的道歉也引發了一輪對“文革”的反思。這就是道歉的正面作用。但相對於“十年浩劫”對民族和個體的傷害,現在的道歉規模遠談不上大,也遠談不上深刻。社會需要做更多更深入的事情。
  (原標題:柯雲路新作為曹操寫一段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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